花亚伟建议30岁以上女性冻卵合法化，2022两会与“优生优育”有关的那些提案
两会结束了，与健康有关的提案，从多生优生，再到优育，助养、优养，几乎涵盖了人的一生，当生育不再是一个家庭的事，而成为关乎国计的事，那更多的政策就会呼之欲出。
自人口出生率明显下降，为了鼓励多生国家也真是操碎了心，首先是政策促生先行，从放开二胎再到鼓励三胎。之后又瞄准了一年
900多万的人工流产量，启动了人工流产干预计划。然后就是利用一切机会帮助那些想生却生不了的“不孕不育”夫妇。按照八对夫妻一对不孕不育的比例，“不孕不育”也孕育着很大“生”机，将辅助生殖纳入医保，将试管婴儿门槛尽可能降低到绝大多数夫妻够得到，也许比“催生”那些不想生，或不想多生的“转化率”更高。
除此以外，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群体就是大龄单身女性，他们虽然未婚但并不意味着不想拥有一个自己的孩子，可是法律明确限制了单身女性“冻卵”，是将他们的希望“冻”在有卵可冻的年纪，再到融化时可能已无卵可冻。
全国政协委员、农工党河南省委专职副主委、河南省肿瘤医院副院长花亚伟提案呼吁超过
30岁的健康女性不论婚否，均可自愿取卵冻卵，而且应该允许年满
30岁的未婚未育女性，进行人工授精、试管婴儿等助孕手术。这意味着冻卵既可以为自己日后所用，也可以捐赠给不孕不育的家庭。这就涉及到冻卵的管理问题，所以除了以上两条，花亚伟还提出鼓励有条件的医疗机构建立标准的卵子库，完善规范卵子和卵巢组织冷冻管理，对自愿捐卵者可由医疗机构给予一定经济补助，应该将实施辅助生殖技术发生的相关医疗费用纳入医保支付范畴。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2021年我国新增人口数量创下了
1962年以来的新低。在人口大计，数量是基本保障，但“优生”的质量问题也同样重要。
全国政协委员、战略支援部队特色医学中心主任顾建文提案建议：监控环境激素防范人口生育质量下降。
顾建文表示，环境激素是中国男性生殖能力下降，不孕不育率显著增加的重要诱因。大量研究表明环境激素还会对胚胎发育产生不利影响，如早期自然流产、早产、胎儿生长受限、死胎、出生缺陷等。顾建文建议要完善环境激素监管的相关法律，加大执法力度，并建议加强相关课题的基础研究，设定专项资金，进行环境激素对人口生育质量影响的流行性队列研究。
全面二孩政策带来的生育堆积效应已经结束、未来几年育龄妇女数量持续减少、近几年结婚人数不断下降、年轻人生育意愿持续走低等方面，我国出生人口连续五年呈持续下降势头，提升生育率和生育质量显然不是一朝一夕，也不是一政一策所能解决的，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组合拳。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惠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黄细花提案建议加大政策托举力度，从怀孕到育应该全面给予支持，不但要保护妊娠期女职工的劳动权益，还要发放生育补贴，切实承担部分经济压力，比如房贷、托儿所费用。
生育补贴，黄细花认为每个孩子，从出生到满6周岁时，国家财政每月发一定金额的育儿补贴，具体金额可参考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托幼方面，可考虑实施入托儿所、幼儿园等费用由家长和政府财政各承担一半；房产方面，对于三孩及以上家庭，可以返还或直接减免其房贷利息的
50%；医疗方面，可进一步提高婴幼儿入院治疗报销比例；女职工应享受全额带薪产假，且重返工作岗位时累计工龄，但延长产假的成本应该由国家财政承担。
人口大计，生只是第一个问题，还存在养的第二问题。生孩子养孩子，从来都不是也不应该只是女性一个人的事，女性因为生孩子和养孩子为家庭的付出应该被社会重新评估，因为这不止关系到女性的成长和人生，更关乎家庭的稳定，社会的和谐。全国政协委员、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韦震玲提案建议，建立家庭全职服务成员职业权利保障制度，维护家庭全职服务成员的合法权益。韦震玲认为，因特殊事由、特殊时期（
3岁以下哺乳幼龄教育期，照顾失能父母、配偶等）辞职回归家庭承担家庭全职服务的成员，可享受工龄累计及劳动社会保障等相关待遇；夫妻双方如果有一方选择回归家庭为家庭提供全职服务，可以适当相应减免从业配偶个人所得税等。
一个家庭离不开女性的付出，一个社会的进步同样离不开女性的贡献，服务也好就业也场所不同而已，军功章里都有女人的一半，职场收入就跟家庭付出者无关了吗？
全国人大代表、联想集团董事长兼CEO杨元庆一直很关注就业问题，他提出了《关于充分保障女性高质量就业的建议》。该建议提到应该研究建立生育假男方和女方成本均摊机制。一方面，延长男性在配偶生育假期间的假期天数，让男性可以更好地照顾家庭、产妇和孩子；另一方面，男性选择不休假的话，企业应给予补偿，从而实现男女双方在生育方面的成本均衡。不仅实现“同工同酬”，也实现“同工同本”。同时他还鼓励企业对于子女尚处于入托前的女性员工实行弹性工作制，在保证8小时工作制的基础上，允许弹性工作时间，便于平衡工作和育儿。
人口生育从来就不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事，也不仅仅是一个家庭的事，更多时候还是一个国家的事。当人口增长过快时，国家要从全局出发去干预，意味着你不能再自由自在的生了。当人口急剧下滑时，不生，生多生少也貌似没有那么自由了。
想当年计划生育，男的结扎，女的节育环，如今催生计划，是否就是“放扎取环”那么简单呢？又或者下令禁止育龄人群使用避孕产品？如果不是又该如何去动员呢？以前长辈生的多，条件差是真的差，但是好像生活更有人间烟火气，如今驮着沉重的枷锁，再驮几个小仔仔，怎么就感觉不如长辈那会幸福了呢？是我们对生活要求的标准高了吗？总觉得少了些什么，那又是什么呢？
小时候看着蚂蚁来回“奔波”，笑他们愚蠢，如今看来我们又何尝不是蚂蚁？忙忙碌碌，愁东愁西。也许以后的某一天，孩子更多的是属于国家的，生孩子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你出几个精子，她捐几颗卵子给国家，然后会不会哪个精子和哪个卵子结合的支配权可以不在捐赠者，而是在于一个人工智能的随机组合或分析后的组合？
届时会有一个多个大大的“生育房”，生理学上的父亲母亲可以经常去陪伴”宝宝”，陪着他们一点点长大，可以领回家，也可以“寄养”在国家那里
......当然，我们会有一些相应的法律去约定一些有利于孩子健康成长的条款，还要制定一些不打破伦理底线的东西。
这样的未来是否是合理的，被允许和接受的？
但是至少从一件事的解决方式来看，我们不能像一个机器一样理性，只是从未来可能的大局来要求个体，也应该多一些从个体出发的感性，这样“双向奔赴”而来的政策，既有利于整体利益也能兼顾个体利益，有情有理。
两会更多健康提案见原文！
